第792节(1/2)
版」。
今日的「经义版」仍然是议丧礼之制的文章,也仍然是四个版面——登了何涣、苏駉、尹焞、邵伯温四位学者的文章。大前日登的是胡安国、赵鼎、许景衡、勾涛四人的文章;前日登的是李邴、朱震、宋藻、范冲四人的文章;昨日登的是金安节、张九成、吴表臣、苏澹四人的文章。
“新学,程学,温学,理学,蜀学,浙学……”胡安国取下夹鼻眼镜,揉了揉鼻梁,刻着沟纹的眉间显露出疲惫,“还真是谁都不落下……”
这些有资格在《皇宋官报》「经义版」发文的都是蜚声朝野的学者,有在朝当职的官员,也有带官身却无职权的学者,如尹焞、邵伯温、苏澹三人,均是只有虚衔的翰林国学院学士,尹、邵二人还任着皇帝经筵的侍讲。可以说,《皇宋官报》的经义版其实就是朝党各学派宣扬和争夺儒学道统的论战之地。
所以,官报房在设立的一开始就经历了各党派的争夺,最终设置在中书省下,直接归属政事堂直辖,其长贰官员是金安节和张九成,前者属于新学,后者属于程学,职事编撰的校书郎和正字也都来自不同的利益派系,这使官报房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平衡,也避免了执掌朝廷舆论喉舌的中央官报不至于出现一言堂的情况,其他书友正在看:。
这使得进入朝堂的任何一个学派都难以把持官报舆论,即使有一些优势,这优势也是新学占据——毕竟新学注释的经义已经占据科考和学舍教育有二十多年,但求仕途的士子都多半受新学影响,有变法图强的理想。
而王安石提出的“法先王之法”的变法宗旨,使得除孔子之外的任何经史子集都有可置疑的余地。子夏虽是孔子的亲传弟子,先贤之一,但在宋儒心中继承孔子之学的儒家真传是“思孟一派”(曾子、子思、孟子),地位并非牢固不破。
更重要的是,宋儒与汉、唐儒家最大的不同,就是不汲汲于章句训诂,而是着重义理阐发。个人对于六经的理解是有差异的,阐释自然不同,便分成宋学的诸多流派,至于六经的原义便在不可知之数了。如范仲淹、周敦颐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邵雍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……这些有宗师之称的大儒,他们对六经的注释都是在阐发自己的思想,今世的宋儒也是一样——有宗师之志的学者都是“六经注我”,即用六经来为我的思想做注解。
故而,像苏澹这样攻击先贤的注释,宋儒并不以为异。因为这是求真解,至于这个“真解”是真还是谬,那就见仁见智了。
苏澹的文章以曾子的“明明德,止于至善”、子思的“诚”、孟子的“义”来诠释孝之道,攻击子夏的“三从之说、不二斩”,引来了一些学者的赞同之声;当然,反对驳斥的也有;还有一分为二的,半是赞同半是反对,趁机阐发自家的观点——这就形成了《皇宋官报》在丧礼之争上的“三家共说”局面。
这对胡安国来说并不是乐见的局面,虽然他私心里并不认为子夏的《传》就是诠释完全正确,个别地方也有商榷之处,但是,在“妇人三从、不二斩”这样的“大义”上他还是认可的,因为这与整个宗法制度是相符合的,是不应该变的“常”,而继承先圣之学就是守这样的“常”,而不是“变法为害”。
但眼前这局面——无论朝堂上的争吵,还是官报引导的舆论,都没有形成压倒 xi_ng 的一边倒的声讨局势,反倒很有向“混战”发展的趋势。
而士林的清议和市井的舆论也是如此。
如今士林的清议往往体现在报纸的文辩上,如《西湖时报》、《国学论刊》、《稷下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国子监报》、《太学报》、《文萃报》这些先后雀起的京城大报——程学门人创建的《文萃报》也在其中。
而市井中的话语权,也已大部分掌握在这些民间大报手中,报纸的舆论又直接引导了市井的议论,报纸上的新闻时论比起市井道听途说
今日的「经义版」仍然是议丧礼之制的文章,也仍然是四个版面——登了何涣、苏駉、尹焞、邵伯温四位学者的文章。大前日登的是胡安国、赵鼎、许景衡、勾涛四人的文章;前日登的是李邴、朱震、宋藻、范冲四人的文章;昨日登的是金安节、张九成、吴表臣、苏澹四人的文章。
“新学,程学,温学,理学,蜀学,浙学……”胡安国取下夹鼻眼镜,揉了揉鼻梁,刻着沟纹的眉间显露出疲惫,“还真是谁都不落下……”
这些有资格在《皇宋官报》「经义版」发文的都是蜚声朝野的学者,有在朝当职的官员,也有带官身却无职权的学者,如尹焞、邵伯温、苏澹三人,均是只有虚衔的翰林国学院学士,尹、邵二人还任着皇帝经筵的侍讲。可以说,《皇宋官报》的经义版其实就是朝党各学派宣扬和争夺儒学道统的论战之地。
所以,官报房在设立的一开始就经历了各党派的争夺,最终设置在中书省下,直接归属政事堂直辖,其长贰官员是金安节和张九成,前者属于新学,后者属于程学,职事编撰的校书郎和正字也都来自不同的利益派系,这使官报房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平衡,也避免了执掌朝廷舆论喉舌的中央官报不至于出现一言堂的情况,其他书友正在看:。
这使得进入朝堂的任何一个学派都难以把持官报舆论,即使有一些优势,这优势也是新学占据——毕竟新学注释的经义已经占据科考和学舍教育有二十多年,但求仕途的士子都多半受新学影响,有变法图强的理想。
而王安石提出的“法先王之法”的变法宗旨,使得除孔子之外的任何经史子集都有可置疑的余地。子夏虽是孔子的亲传弟子,先贤之一,但在宋儒心中继承孔子之学的儒家真传是“思孟一派”(曾子、子思、孟子),地位并非牢固不破。
更重要的是,宋儒与汉、唐儒家最大的不同,就是不汲汲于章句训诂,而是着重义理阐发。个人对于六经的理解是有差异的,阐释自然不同,便分成宋学的诸多流派,至于六经的原义便在不可知之数了。如范仲淹、周敦颐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邵雍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……这些有宗师之称的大儒,他们对六经的注释都是在阐发自己的思想,今世的宋儒也是一样——有宗师之志的学者都是“六经注我”,即用六经来为我的思想做注解。
故而,像苏澹这样攻击先贤的注释,宋儒并不以为异。因为这是求真解,至于这个“真解”是真还是谬,那就见仁见智了。
苏澹的文章以曾子的“明明德,止于至善”、子思的“诚”、孟子的“义”来诠释孝之道,攻击子夏的“三从之说、不二斩”,引来了一些学者的赞同之声;当然,反对驳斥的也有;还有一分为二的,半是赞同半是反对,趁机阐发自家的观点——这就形成了《皇宋官报》在丧礼之争上的“三家共说”局面。
这对胡安国来说并不是乐见的局面,虽然他私心里并不认为子夏的《传》就是诠释完全正确,个别地方也有商榷之处,但是,在“妇人三从、不二斩”这样的“大义”上他还是认可的,因为这与整个宗法制度是相符合的,是不应该变的“常”,而继承先圣之学就是守这样的“常”,而不是“变法为害”。
但眼前这局面——无论朝堂上的争吵,还是官报引导的舆论,都没有形成压倒 xi_ng 的一边倒的声讨局势,反倒很有向“混战”发展的趋势。
而士林的清议和市井的舆论也是如此。
如今士林的清议往往体现在报纸的文辩上,如《西湖时报》、《国学论刊》、《稷下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国子监报》、《太学报》、《文萃报》这些先后雀起的京城大报——程学门人创建的《文萃报》也在其中。
而市井中的话语权,也已大部分掌握在这些民间大报手中,报纸的舆论又直接引导了市井的议论,报纸上的新闻时论比起市井道听途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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