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07节(1/2)
一种美德,也使大宋的目光不要高高向上,下巴抬高了就发现不了别人的美,看不到别国的精粹。
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“宽”,就是要给儒学确立一条海纳百川的路,不是封闭的,而是兼容并蓄的开放思想。
这也是她和谯定等人努力要打破的、自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对儒学形成的“唯我”思想。
当年王安石和司马光新旧两党的党争,实际上还和儒家学术道统之争紧密关联,新旧两党“党同伐异”的做法,实际上就是儒学独尊带来的对治学思想的不利影响——失去了儒家的“谦”和“宽”,变得霸道和排他。如果不纠正任其发展下去,就会使儒学成为封闭的学术,这与先秦的儒家思想是相悖的,而封闭的思想在治国上也无法实现“致中和”,更不用谈平天下了。
春秋时期孔子的箭术高明,而且带着剑周游列国,他的弟子中也不乏剑术高明的;再看看靖康之前,大宋有几个儒生会 sh_e 箭?又有哪个儒生是随身佩剑的?反而歧视武将,轻 j_ia_n 武者……汉代以来的儒家比起先秦的儒家,无论 x_io_ng 襟还是治学思想都变得狭隘了。
所以,名可秀要讲“宽”。
宽就是包容,宽就是“道并行”,宽就是博采众长。
但是,宽不是无边无际的,包容不是什么都吸收,好的坏的都用。
所以,要宽而辨。
☆、稷下盛会(十六)
“辨”是什么呢?
“辨”是明辨是与非,属于歪门邪道的,就要坚决摒弃。
“辨”是分辨,要分辨合不合适、中不中用——合适的、中用的才吸收,不合适的、不中用的,即使有道理,我们儒学也不能吸收或采纳。
比如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,这是个自然存在的法则,儒家可以包容,但不能吸收进儒家的学说中。为什么呢?因为它与儒家“仁”这个核心是相悖的。所以,儒家承认“物竞”法则的存在,承认它是一种道,但是此非儒道,必须用“仁”道来统驭它,用“中、庸”的方法来使用它,使它成为良 xi_ng 的竞争,而不是恶 xi_ng 地破坏人 xi_ng ,更不能成为以强凌弱的借口,不能成为战争的驱动。
从这个方面来讲,名可秀绝不赞同因为人口压力发动战争。对交趾、对大理、对吐蕃的战争都不是因为人口。大宋一些路和一些州府确实人口稠密,人多地狭,但是广西还是地广人稀的,何况海外还有一个广阔的金洲,新发现的阳洲,那里有广袤的无主之地。
更重要的是,儒家在治国上强调内在能力,也就是强调自我解决问题,而不是发现危机转嫁到外邦,这不符合儒家“中和”的思想。
名可秀认为,如果因为人口压力,就发起占领外邦土地的战争,这的确是一个“捷径”。但是,这个捷径走多了,将会造成执政者贪图外在快便,一旦国家出现困难,就寻求向外发展,以外力驱动,最终只是转移或掩盖了内部的问题,而实际上没有解决。
这就好比武家只练外功,因为显效快啊,练内功就算练十几年也未必有成效。但是外功再厉害,就算练得体如金刚,没有内力,那也不是高手,还是外强中干。
名可秀认为,这种执政思想的危害很大,不仅会破坏儒家治世的“仁”道,而且国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差。比如讲农学,因为国家向外扩张解决了土地紧张的问题,治政重心还会放在提高稻谷的亩产量上吗?至少不会那么紧迫的重视。而没有这种紧迫的重视,农学、农具和耕作技术的发展就会慢下来,长久来讲,外部带来的利益远远及不上内部的损失来得大。
所以名可秀强调内治,也就是内在的张力。国家的王道之心不能破坏,国家的内治能力也必须迎面一个个困难,才能磨砺出朝廷执政团体的坚韧和智慧。
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“宽”,就是要给儒学确立一条海纳百川的路,不是封闭的,而是兼容并蓄的开放思想。
这也是她和谯定等人努力要打破的、自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对儒学形成的“唯我”思想。
当年王安石和司马光新旧两党的党争,实际上还和儒家学术道统之争紧密关联,新旧两党“党同伐异”的做法,实际上就是儒学独尊带来的对治学思想的不利影响——失去了儒家的“谦”和“宽”,变得霸道和排他。如果不纠正任其发展下去,就会使儒学成为封闭的学术,这与先秦的儒家思想是相悖的,而封闭的思想在治国上也无法实现“致中和”,更不用谈平天下了。
春秋时期孔子的箭术高明,而且带着剑周游列国,他的弟子中也不乏剑术高明的;再看看靖康之前,大宋有几个儒生会 sh_e 箭?又有哪个儒生是随身佩剑的?反而歧视武将,轻 j_ia_n 武者……汉代以来的儒家比起先秦的儒家,无论 x_io_ng 襟还是治学思想都变得狭隘了。
所以,名可秀要讲“宽”。
宽就是包容,宽就是“道并行”,宽就是博采众长。
但是,宽不是无边无际的,包容不是什么都吸收,好的坏的都用。
所以,要宽而辨。
☆、稷下盛会(十六)
“辨”是什么呢?
“辨”是明辨是与非,属于歪门邪道的,就要坚决摒弃。
“辨”是分辨,要分辨合不合适、中不中用——合适的、中用的才吸收,不合适的、不中用的,即使有道理,我们儒学也不能吸收或采纳。
比如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,这是个自然存在的法则,儒家可以包容,但不能吸收进儒家的学说中。为什么呢?因为它与儒家“仁”这个核心是相悖的。所以,儒家承认“物竞”法则的存在,承认它是一种道,但是此非儒道,必须用“仁”道来统驭它,用“中、庸”的方法来使用它,使它成为良 xi_ng 的竞争,而不是恶 xi_ng 地破坏人 xi_ng ,更不能成为以强凌弱的借口,不能成为战争的驱动。
从这个方面来讲,名可秀绝不赞同因为人口压力发动战争。对交趾、对大理、对吐蕃的战争都不是因为人口。大宋一些路和一些州府确实人口稠密,人多地狭,但是广西还是地广人稀的,何况海外还有一个广阔的金洲,新发现的阳洲,那里有广袤的无主之地。
更重要的是,儒家在治国上强调内在能力,也就是强调自我解决问题,而不是发现危机转嫁到外邦,这不符合儒家“中和”的思想。
名可秀认为,如果因为人口压力,就发起占领外邦土地的战争,这的确是一个“捷径”。但是,这个捷径走多了,将会造成执政者贪图外在快便,一旦国家出现困难,就寻求向外发展,以外力驱动,最终只是转移或掩盖了内部的问题,而实际上没有解决。
这就好比武家只练外功,因为显效快啊,练内功就算练十几年也未必有成效。但是外功再厉害,就算练得体如金刚,没有内力,那也不是高手,还是外强中干。
名可秀认为,这种执政思想的危害很大,不仅会破坏儒家治世的“仁”道,而且国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差。比如讲农学,因为国家向外扩张解决了土地紧张的问题,治政重心还会放在提高稻谷的亩产量上吗?至少不会那么紧迫的重视。而没有这种紧迫的重视,农学、农具和耕作技术的发展就会慢下来,长久来讲,外部带来的利益远远及不上内部的损失来得大。
所以名可秀强调内治,也就是内在的张力。国家的王道之心不能破坏,国家的内治能力也必须迎面一个个困难,才能磨砺出朝廷执政团体的坚韧和智慧。
本章未完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