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11节(1/2)
弃,最终不得不变卖城里的产业避居乡下。
及后,当天下书商都知道古今书坊的大东主是名花流的宗主、同时也是临安商盟和东南海商盟的盟首名可秀时,人人心中悚然,都为前面抓了强龙逆鳞的违约书商道声“不开眼”。此后,当古今书坊陆续推出更多的“十文一卷经书”,也没有哪家书商敢打主意了——古今书坊并不是不要他们牟利,但是不能超越约定的限度赚取利润。古今书坊以“十文书”售给书商,就是允许书商赚取合理利润,以借天下书肆书铺之力,让各地的读书人都能买得起儒家经典,毕竟古今书坊再大,也无法以一家之力遍布各地域。
在名可秀的《中庸正义》发行后半年,宋周两国礼部先后发文,颁定《中庸正义》为官学的《中庸》教本,同时诏告天下,增加《中庸》为科考经义目的内容,而《中庸正义》就是科考评卷的标准。
迄今名可秀共著了三部经注,一是《论语集注》,二是《大学正义》,三是《中庸正义》,而这三经注都先后成为了南北两国颁定的经义目科考注本。
而名可秀的第三部经注成为官方颁定的教本,也就相当于确立了她儒宗的地位。
儒宗,就是儒家学者的宗师。
自北宋立国以来,迄今为止,前后涌现出的能被称为“儒学大家”的不下百数十人,但被南北儒者公认为“儒宗”的却不到十位。
何以哉?
因为成为“儒宗”的标准很高。
《左传》曰: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,虽久不废,此之谓三不朽。”儒家论儒的最高功绩,就是遵循这“三不朽”——其上立德,指创制垂法,博施济众,立圣德于当代,惠泽被于无穷,如伏羲、神农、周公;其次立功,指拯厄除难,功济于时,如大禹、后稷;再次立言,一曰著书立说,二曰开创学派,如老子、孔子、孟子。
儒家认为,史上能全面做到“三不朽”的,唯孔子一人。当然,“儒宗”是在圣、哲之下,“三不朽”的标准不能与伏羲、大禹、孔子这些先王先圣比较,但至少要在“三不朽”的其中之一有杰出贡献,并且影响深远。
比如现今儒者们公认的北宋以来的几位儒宗中,范仲淹是“立德”和“立言”兼具,王安石、司马光、邵雍、张载、二程都是“立言”,南宋首任宰相丁起是“立功”。
这位已经病逝的南宋宰相是靖康之后首位被承认的“儒宗”,因为其主持、推行的建炎新政挽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宋朝,使国家实现了富国强兵,而且为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论“事功”的功绩是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之上——后二者虽然提出了良法,但实施失败了,没有建起“功”。
然而,建炎新政的真正设计者是名可秀,而她隐在幕后指挥,这“立功”自然落不到她头上——名可秀对此并不在意。
但是,身在朝廷、为建“事功”奋斗的大公党成员们却很在意。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是什么?不是功名富贵,也不是死后追谥为“文正”,而是“死而不朽”!——“三不朽”是最耀眼的青史留名!
丁起树立“三不朽”的“立功”,除了他自身的能力、智慧外,还与名可秀的造就分不开,这对大公党成员们太有鼓舞意义了——谁不想成为治世之名臣,然后更上一层楼,成就“立功”之“不朽”呢?
名可秀以“立功”的荣耀造就追随者的辉煌,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,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。
对于名可秀自身而言,即使她身处幕后,无法光明正大地成就“立功”,但她的《论语集注》被宋周两国都颁定为官学教本后,就已确立了她大儒的地位,而她创建的共济会规模越来越大,影响也越来越大,真正做到了“博施济众”,而其成法可为后世借鉴,可谓“惠泽被于无穷”,从这个层面来讲,已经达到了儒家践履躬行、
及后,当天下书商都知道古今书坊的大东主是名花流的宗主、同时也是临安商盟和东南海商盟的盟首名可秀时,人人心中悚然,都为前面抓了强龙逆鳞的违约书商道声“不开眼”。此后,当古今书坊陆续推出更多的“十文一卷经书”,也没有哪家书商敢打主意了——古今书坊并不是不要他们牟利,但是不能超越约定的限度赚取利润。古今书坊以“十文书”售给书商,就是允许书商赚取合理利润,以借天下书肆书铺之力,让各地的读书人都能买得起儒家经典,毕竟古今书坊再大,也无法以一家之力遍布各地域。
在名可秀的《中庸正义》发行后半年,宋周两国礼部先后发文,颁定《中庸正义》为官学的《中庸》教本,同时诏告天下,增加《中庸》为科考经义目的内容,而《中庸正义》就是科考评卷的标准。
迄今名可秀共著了三部经注,一是《论语集注》,二是《大学正义》,三是《中庸正义》,而这三经注都先后成为了南北两国颁定的经义目科考注本。
而名可秀的第三部经注成为官方颁定的教本,也就相当于确立了她儒宗的地位。
儒宗,就是儒家学者的宗师。
自北宋立国以来,迄今为止,前后涌现出的能被称为“儒学大家”的不下百数十人,但被南北儒者公认为“儒宗”的却不到十位。
何以哉?
因为成为“儒宗”的标准很高。
《左传》曰: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,虽久不废,此之谓三不朽。”儒家论儒的最高功绩,就是遵循这“三不朽”——其上立德,指创制垂法,博施济众,立圣德于当代,惠泽被于无穷,如伏羲、神农、周公;其次立功,指拯厄除难,功济于时,如大禹、后稷;再次立言,一曰著书立说,二曰开创学派,如老子、孔子、孟子。
儒家认为,史上能全面做到“三不朽”的,唯孔子一人。当然,“儒宗”是在圣、哲之下,“三不朽”的标准不能与伏羲、大禹、孔子这些先王先圣比较,但至少要在“三不朽”的其中之一有杰出贡献,并且影响深远。
比如现今儒者们公认的北宋以来的几位儒宗中,范仲淹是“立德”和“立言”兼具,王安石、司马光、邵雍、张载、二程都是“立言”,南宋首任宰相丁起是“立功”。
这位已经病逝的南宋宰相是靖康之后首位被承认的“儒宗”,因为其主持、推行的建炎新政挽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宋朝,使国家实现了富国强兵,而且为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论“事功”的功绩是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之上——后二者虽然提出了良法,但实施失败了,没有建起“功”。
然而,建炎新政的真正设计者是名可秀,而她隐在幕后指挥,这“立功”自然落不到她头上——名可秀对此并不在意。
但是,身在朝廷、为建“事功”奋斗的大公党成员们却很在意。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是什么?不是功名富贵,也不是死后追谥为“文正”,而是“死而不朽”!——“三不朽”是最耀眼的青史留名!
丁起树立“三不朽”的“立功”,除了他自身的能力、智慧外,还与名可秀的造就分不开,这对大公党成员们太有鼓舞意义了——谁不想成为治世之名臣,然后更上一层楼,成就“立功”之“不朽”呢?
名可秀以“立功”的荣耀造就追随者的辉煌,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,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。
对于名可秀自身而言,即使她身处幕后,无法光明正大地成就“立功”,但她的《论语集注》被宋周两国都颁定为官学教本后,就已确立了她大儒的地位,而她创建的共济会规模越来越大,影响也越来越大,真正做到了“博施济众”,而其成法可为后世借鉴,可谓“惠泽被于无穷”,从这个层面来讲,已经达到了儒家践履躬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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